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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不该给防疫志愿者发补贴?

2022-05-22| 来源:互联网| 查看: 317| 评论: 0

摘要: 五一假期,小巴在社区核酸检测点当了两天志愿者。本以为是无偿服务,没想到昨天社区发来消息,说要统计班次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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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一假期,小巴在社区核酸检测点当了两天志愿者。本以为是无偿服务,没想到昨天社区发来消息,说要统计班次,发放经费。

这反而引起了小巴的忧虑,因为此前看过经济学论文说:为志愿服务支付酬劳,可能降低服务的水平。近期一些地方也曝出了伪造志愿者服务记录,冒领补贴的情况。

究竟该不该给志愿者发补贴?我们向特约作者司马懿提出疑问,于是他写下了这篇文章。

文 / 巴九灵(微信公众号:吴晓波频道)

疫情封控之后,“志愿者”成了连接居民和外界的渠道。无论是核酸检测,还是快递等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生活需求,都需要通过志愿者作为桥梁。

既然志愿者付出了劳动,那么是不是应该给志愿者报酬呢?如果给,应该谁来给?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

激励的类型

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,人当志愿者的动机可以分为金钱激励和非金钱激励两种。非金钱激励包括荣誉感、社区责任感等等。

拒绝接受报酬的志愿者

有一个小故事,说的是有一群小孩经常在一个老人家门口踢易拉罐,老人已经被吵得不胜其扰,多次和这群小孩沟通,都没有任何效果,相反这些小孩反而踢得更加起劲了。

直到有一天,老人又找到这群小孩,说从今天开始,我付钱给你们踢易拉罐,每天你们来我这里踢半个小时吧。

小孩们觉得很意外,但是有钱拿的事情,为什么不做呢?于是这群小孩就每天来踢易拉罐,拿钱。

过了一周之后,老人说:最近收入紧张,只能给之前付的钱的一半,希望小孩还继续来踢。

这帮小孩觉得不太高兴,但是还是同意将这份“工作”继续做下去。

又过了一周,老人又找到他们说:现在家里多了一笔额外的开销,自己实在不能给小孩钱了。于是这群小孩气愤地说:不给钱,我们为什么要给你踢易拉罐?

于是,这群小孩再也没有来过。

这个小故事里面,老人就是先把小孩们的非金钱激励,巧妙转化成了金钱激励,然后减少金钱激励,最终成功达成了自己的目标。

有一篇很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叫做《Pay Enough or Don't Pay at All》(直译为《给足报酬或干脆啥都不给》)说的也是这个意思。很多时候,人们是靠着非金钱激励来工作的,如果贸然给钱,用俗话说就是“性质就变了”,变成了金钱激励。

如果把非金钱激励转化成了金钱激励,然而给得又不是足够多的话,就可能会产生最坏的结果——钱付了,服务的质量反而下降了。

行为的局限

但是抗疫志愿者们的劳动,似乎和小孩踢易拉罐,甚至和去养老院做义工,还是有微妙的区别。

任何理论,都有适用的范围。像上面那个踢易拉罐的例子,踢或者不踢,对小孩们来说,付出都是微乎其微的。所以行为经济学上一点点激励的变化,就可能导致其行为发生很大的改变。

而去养老院做义工,对义工而言,自己所要承担的工作量是有预期的,并且也是义工可以一定程度上所能控制的。无论义工出于献爱心的动机也好,出于社区责任感的动机也罢,去养老院之后其面临的突发事件、压力和责任都要远远小于抗疫志愿者。

而身为抗疫志愿者,有很多工作的内容,是在参加之时无法预计的,并且劳动量也远远大于通常的“义务劳动”。这种因为任务的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效用,其实是需要补偿的,这个补偿可以称为“不确定性的溢价”。

“五一”坚守岗位的志愿者

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,似乎又应该给志愿者适当的报酬,来让他们有动机去完成自己的职责。

除了“不确定性溢价”之外,免费的志愿者还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。

道德风险问题,是2016年诺奖得主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。说的是因为我们无法完美地对合同进行监督,人们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,而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。

志愿者在抗疫的过程中,是有一些特权的,比如能够接触外界,能够在外走动。如果志愿者没有收到足够的报酬而又感觉自己“亏了”,那么就可能利用自己的特权来谋利,或者怠工。而这会带来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,比如资源配送不到位,私下里收取酬金送货等等。而这些计划外的行为,显然与抗疫目标背道而驰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支付一定的报酬也有助于减轻道德风险的问题。

应该谁给钱?

如果应该给钱,那么应该由谁来支付这笔报酬呢?是应该政府财政支付给志愿者,还是应该居民直接众筹支付?

如果是前者的话,那就需要一个清晰的反馈渠道。因为这种情况下,政府是志愿者的直接雇主,志愿者直接对政府负责,向居民提供服务,同时获得报酬。只有当居民能够有效地将志愿者的服务质量反馈给政府,而政府也能够及时响应的情况下,上面说的道德风险问题才能减轻。

另一种实践是“众筹”的志愿者。比如说一栋楼房里面的业主,自发组织起来,出一定人数的志愿者来给其他人提供服务,而其他人则通过众筹来给这些志愿者报酬。

首先,这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微型的“保险”市场。

保险的本质是什么?就是风险的交易。我交保费给汽车保险公司,不出事便罢,出事了保险公司赔付,用一个负的现金流——保费,把我的风险卖给了保险公司。对我而言,减少了风险;对保险公司而言,获得了风险溢价,这是一个双赢的行为。

而小区抗疫志愿者也是如此,有一些人愿意出力,擅长组织和处理各种事件,有一些人则愿意花钱让自己少做一些类似的事情。这样相当于后一批人花钱,把自己承担的抗疫责任转移给了前者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交易,都满足了自己的偏好。

工作中的社区志愿者

其次,众筹的委托人是业主群,和志愿者之间的代理关系相对更加明确。如果志愿者收了钱之后,提供的服务不让人满意,或者有更严重的渎职行为,那么业主群可以通过更换志愿者的方式,来解决这一问题。

事实上,因为存在“更换”这一外部选择,众筹的志愿者往往也更有积极性来帮助自己的雇主,也就是业主解决问题。

可能的市场失灵

有人可能说了,那现在负责“团购”的团长,是不是也是众筹的志愿者呢?那为什么业主们无法因为对团购不满意而随意更换团长呢?

团长和众筹志愿者,还是有区别的。

众筹志愿者本身并没有特别的资源,只是因为业主群的授权而获得了志愿者的权力,这里面有个隐含的假设,就是换一个志愿者,能做的事情也差不多。

但是不少团购的团长们自己有联系货物的渠道,这让其本身有了独特的价值。换一个人,可能就联系不到这些货了。这种因为渠道垄断而造成的不可替代性,属于市场失灵,而市场失灵自然就会导致之前我们说的“道德风险”寻租的可能性。

总之,志愿不等于免费,适当的安排和设计志愿者的激励机制,无论是对于业主的生活条件,还是对于抗疫的效率,都是能起到正面作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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